特约记者——育频道

记者:《世界体育报道》选择的报道题材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竞技体育,比如它报道了不少诸如赛鸽、热气球、体育舞蹈等人们所不太熟悉的体育项目,选择这样的报道题材是出于什么考虑?

师旭平:这出于我对体育的一种认识。我不是把体育简单地只理解成为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只是体育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我把体育理解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观念的体现、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去展示体育的魅力。在《世界体育报道 》这个节目中,我希望能够表现出国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于体育的不同的感受,通过这种表现来反映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世界体育报道》栏目的主要目的。因此,《世界体育报道》是观察不同国家文化的一个窗口,而不是为了单纯地表现比赛的胜负。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体育报道》又不能离开体育,它必须以体育为窗口,以体育为载体,通过体育来反映文化。

《世界体育报道》每个星期都派出自己的记者到国外采访外国著名的运动员、教练员、或者体育界的领导人,也可以报道本国运动员在国外参加的比赛,还可以报道外国当地的民间体育等等,反正只要和体育有关、且没有发生在本国境内的事情,都可以作为《世界体育报道》的报道对象。我的印象当中还没有一个栏目每个星期播出的都是本栏目的记者在国外实地采访并拍摄的节目。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不仅在中国没有,就是在国外也没有,包括美国的那些实力雄厚的电视台,他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打算要去这样做。

在节目运作的初期,我们也只是仅仅从节目的形式上去考虑,也就是做到每期的节目必须有自己的记者采访的国外的内容。但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断地考虑如何摆脱纯粹报道竞技体育的习惯做法,因为体育是是一个包含面很广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只局限于报道竞技体育。国内的新闻媒体都在竞技体育这样一个有限的“锅”里面炒来炒去,比如“炒”足球,如果《世界体育报道》到国外也去“炒”足球,那么这个栏目也就失去了它的个性和存在价值了,我们力图把体育的报道面拓宽,把体育的内涵扩大,把体育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比如去年我去匈牙利报道世界皮划艇锦标赛,以往我们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比赛的报道往往很简单,可能只是报道一下:“第几届世界皮划艇锦标赛在匈牙利举行,我国选手参加了比赛,获得了第几名等等。”我到了那里以后,拍了一个两集长度的片子回来,观众看了这个节目以后,才知道原来在皮划艇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花絮。他们已不仅仅是停留在只了解一项赛事这样的一个层次,而是想通过节目了解到更多的体育以外的东西。

《世界体育报道》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关照比较冷门的运动项目。比如前面提到的皮划艇,这个栏目应尽量不去刻意追逐那些被众多媒体炒作的热点或是热门项目。对于一些冷门的运动项目来说,从事这些项目的运动员或者教练员的付出并不比其它的项目少,从体育为国争光的角度出发,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也许还要超过象足球这样的项目,但是他们得到的却少得多。因此我希望《世界体育报道》栏目能够成为宣传他们的一个阵地。

关于《世界体育报道》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想法是,我觉得文化品位高一些的电视节目会对改变中国人的性格中不太好的一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急功近利、浮躁、图虚名、好虚张声势等等,是现在中国人当中很普遍的毛病,在当前的明显表现就是体育的功利色彩太浓重。节目中我给观众讲述我在国外的见闻和故事,而不是把自己摆在说教者的位置上,通过我的摄象机镜头和我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以及我的感受,我相信老百姓会从中悟出一些东西来,而这些悟出来的东西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这个节目会最终影响到中国人观念中的一些东西。

现在,《世界体育报道》主要是在文化层次比较高的这部分观众群体中比较受欢迎,在其它观众群体中反映一般。有人说这个节目有一点儿阳春白雪、孤芳自赏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应该坚持这一点,因为电视除了其它的功能以外,还应该担负起提升中国人文化品位的责任,不能一味地为追逐潮流而媚俗,不能一味地因为老百姓喜欢某一类节目而一哄而上,不能因为老百姓喜欢《非常男女》,于是各家电视台便争相效仿。我不愿意追这个潮流。第一个办出《非常男女》的人是电视高才,一哄而上争相效仿的人充其量是个电视匠人。我以为《世界体育报道》是体育节目中开风气之先的,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节目,以体育为载体谈文化,普及文化。当然,所有体育节目都按这个路子走也不行,但没有这类节目似乎又缺点儿什么,毕竟将来大家都必须是要有文化的,现在部分群体没有文化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低俗不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因而媚俗也是一种不文明的标志,电视节目不能都去适应低俗,应该有些节目起到提升人们的文化品位和修养的作用。

记者:既然《世界体育报道》的题材不局限于竞技体育,那么从采访的角度来说,非竞技体育和竞技体育的报道有何不同?

师旭平:《世界体育报道》更多表现的是赛场外的东西,即使是报道竞技体育,也是不太注重比分或者结果,而是侧重于侧重于过程的展示,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人们如何努力地塑造自我,如何体现人的价值。因此,《世界体育报道》的采访和报道更关注过程以及事件当中人的想法和做法。

起初,我自己也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1995年我去德国采访,这期间有一场德国和保加利亚的足球比赛,是十一月在柏林举行的,而我们的节目播出可能要等到两个月以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来仅仅作一个比赛的剪接,或者录象播出,那就毫无意义,因为等到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观众早已在两个月前就知道比赛结果了。于是我们并没有直接去采访和报道这场比赛本身,而是拍了许多球场外的东西,包括德国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德国队和保加利亚队的赛前训练、两国球迷在场外的“斗嘴”,还包括哈斯勒(德国队队员)在赛前回母校和师生见面的动人场景,而真正的比赛画面很少。这期节目播出以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在体育的背后,而且是人们所熟悉的竞技体育,所熟悉的足球的背后,还有那么多不为人们所知道的事情。于是从那时起,《世界体育报道》便沿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至今。

师旭平:肯定比国内采访难度要大,而且更辛苦。国内的采访在语言、住宿、交通等方面比较方便,而且由于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采访容易些。但是到了国外,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力远不能和国内相比,再就是中国在很多体育项目上实力有限、水平不高,也让记者在采访中感到底气不足。另外,记者在国外采访除了要完成采访任务以外,还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应付吃、住、行等琐碎的事情,还要能够适应时空上的巨大变化。比如:去年9月份我去匈牙利、克罗地亚和白俄罗斯采访,从出发到回国总共21天,去掉来回在飞机上的两天,只有19天的时间在这三个国家进行采访拍摄。在这期间,我大概飞了十个航班,住过九个酒店,倒班机时还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厅的椅子上睡了一宿。所有这些,都是记者在国外采访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回来之后,还必须尽快编辑制作所拍的节目,以便及时播出。此行我作了六个节目陆续播出。

记者:采访中,由于翻译的存在,会不会影响到记者和被采访者之间的交流,以至于造成一定的信息损耗甚至误传?如果这样,是否有办法可以弥补?

师旭平: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我也经常从翻译的的话中听出来一些不准确或者不恰当的地方,最好的弥补方法就是记者自己精通采访所需要的语言,但是因为《世界体育报道》的采访遍布世界各地,因此要求一个记者精通多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对于我来说,也只是能用英语和别人作一般的交流,但是如果需要作面对面的正式采访恐怕还远远不够,因为正式的电视采访对语言的要求很严格,必须非常流利,不能磕磕巴巴,否则,采访的效果肯定不会很好。

对于《世界体育报道》的记者,我们要求他能够懂英语,但是现在很难达到。另外除了语言,记者还必须具备其它很多的素质。《世界体育报道》有一个记者,他的英语不行,但他的镜头感特别好,他作出来的片子看着很舒服,而且工作中特别认真、特别能吃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的英语不过关,我还是宁愿选择他,而不是选择虽然英语好,但是工作不努力的人。当然如果二者兼备,那是最好的。

记者:在你采访的对象当中,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体育官员,他们中不少是国外的体育界名人,在采访的心态上如何把握?

师旭平:最重要的是不卑不亢。无论是采访那些没有名气或是名气较小的人,还是采访萨马兰奇、阿维兰热、贝肯鲍尔,或者是贝利这些著名人物,我都只把自己当作一名记者,一名代表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而他们只是我的采访对象。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坐在我的面前接受我的采访,那么我们彼此双方就应该是平等的。

记者:对那些知名人士来说,接受记者的采访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经验丰富的被采访者。如果记者的采访功力不够或者提问不到位,他们就有可能应付了事,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认真地接受采访,认真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师旭平:我认为首先要对被采访者的经历、在体育方面的贡献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有特别的了解,因为他们经常接受采访,因此要想让他认真地接受采访,记者就不能再问一些诸如“你取得过什么项目的冠军?”之类的简单问题。记者必须想方设法向他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了解你,而且很详细。这样才会引起他对记者的注意。我在德国采访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主席贝肯鲍尔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他是第一个既作为队员、又作为教练获得过世界杯的足坛人士,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阿维兰热认为他是国际足联主席的适当人选的,在听到这番话后,他便知道记者对他还是很了解的,于是记者接下来的采访也就顺利了许多。贝肯鲍尔原打算只谈十分钟,结果实际上采访了二十分钟。

其次,记者的问题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和考虑。在采访之前,记者应该根据采访的目的和所要想了解的内容,精心设计好一份采访提纲。采访提纲的思路要明确,这样也便于被采访者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能够很好地切中要害,提高采访的有效性。当然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不必过分拘泥于采访提纲,要善于在被采访者的回答中发现新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地和被采访者达到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境界。

记者还要尽可能地和被采访者找到感情上的共同点。在采访马特乌斯(德国足球队队员)的时候,我一上来就告诉他:“在中国知道你的人比德国全国的人还要多。”他的反应先是一楞,接着马上就明白了,脸上浮上一层满意的微笑。这样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拉得很近,接下来的采访也就变得容易了。

记者:《世界体育报道》的采访和报道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事件采访和人物采访,它们各自的侧重点又何不同?

师旭平: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人和事是不能分开的,所谓“事因人起,人因事显 ”就是这个道理。我不会故意的去侧重报道人物或者报道事件,我通常都是把人物放在事件里面去报道,在报道事件的时候,我又尽可能地在事件中穿插人物、表现人物,希望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和丰富这个事件,把人物和事件揉和在一起。

记者:在采访中,是否需要事先拟好一份采访提纲?在采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采访提纲和现场应变发挥的关系?

师旭平:在采访中,我一般都会有一份采访提纲,尤其是在人物采访中,比如采访阿维兰热(注:采访提纲见附页)。因为任何一次采访都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记者对于被采访对象有多么熟悉,他在采访之前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采访思路,只有这样,在采访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对被采访者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最终达到比较理想的采访效果。

当然,事先拟订的采访提纲不能成为采访过程中限制记者主动性的框框,记者必须随时根据采访进程中的变化对自己的采访提纲作出适当的调整。有的记者准备好一份采访提纲以后,在采访中就简单地把问题一个一个地抛给被采访者,根本不考虑采访环境和采访对象的变化,这样就失去了交流感和互动性,容易让被采访者产生应付了事的想法。

记者在采访现场的临场发挥主要应根据采访环境和采访人物的特定变化,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要认真聆听被采访者的回答,并善于从他的回答中引发出新的问题。因为被采访者的回答中经常会有一些记者意想不到而且很精彩的地方,记者对于这些要特别敏感和留意,并且在现场的反映要快,思路要跟得上。

采访中极有可能由于被采访者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乃至一个动作会引发超出采访提纲以外的新问题,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将采访的话题引回到采访的主题上,不能偏离开主要的采访目的。

记者:在国外的采访中,可能会受到好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何面对这种干扰?

师旭平:教科书上的那些采访,可能是属于那种正儿八经的采访:双方约好以后坐在一起,摆开架势进行一问一答。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过这种情况。但更多的采访是随机的,这一点在国外显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