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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2021年元宇宙这个概念会爆火?

刘擎:林垚是特别厉害的学者,是活跃在中文互联网上非常有思想,写作各种各样文章,而且写得特别快的一个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又到耶鲁大学读了法学的博士,现在回到中国,在上海纽约大学做老师。我跟他在网上认识快10年了,他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年轻人。在我们学政治哲学的圈子里,林垚非常受尊敬,因为他很年轻,1983年出生,大家对他抱有很大期望。

可能有朋友知道,我每年会写一个关于西方思想界的年度报告,前18年汇集起来成一本书,叫《2000年以来的西方》。每年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焦虑,因为要写新的。一般到春节前后我要交稿,今年还有一个多月。现在大概有了一些想法,我想跟林垚博士交换一下,谈谈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或者感受与趋势之类。我们是漫谈,没有一个特别严谨的架构或者特别清晰的观点。

先问问林垚,2021年快过去了,对你来说最有感受的事情,或者倾向、观点是什么?

林垚:为什么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从一年多前开始到现在,中间有好几次大家都觉得疫情快要过去了,但是很快就得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变体,好像疫情的结束遥遥无期,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所有人都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我们家决定回国,疫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和父母相隔一年多,没有办法回到身边来照顾他们。对其他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尤其是那些需要不断出门赶工讨生计,不能够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待在书房里面做做研究、写写文章的人,生活就更加艰难了。所以我觉得疫情持续到现在,全球的产业链、物流链,还有大家之前对常态生活、常态政治的想象,全部都被打破了。再往后应该怎么办?人类社会要怎么重新思考?怎么重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刘擎:我也有相同感触。由于疫情的存在,我觉得2021跟2020的边界好像是不清楚的。我那个报告开始写了,第一句是——“病毒不阅读年历”。它就把你连起来,好像有一个漫长的2021是从2020年延续过来的。而且有一个特征是,你说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学者,其实主要是文科知识分子,大家坐在家里看书就行了,但好多工程师、科学家,他们都需要团体工作,特别还有工厂,对这些影响都非常大。

这也带来一个特征,就是病毒或者疫情一波一波,由阿尔法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已经有几个变种,但大多数人对其没有特别准确的知识。在科学家内部,有时候对一个新趋势,他们也会有一些初步判断,相互之间有些分歧或争论,比如什么药管用,什么样疫苗管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那些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具有直接重大影响的事件,我们居然没有办法特别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这好像在古代生活。特别是全球化以后,对那些有特别强大力量,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事情,不要说有没有办法把握,重新获得一种掌控感,我们甚至不明所以。

我有段时间想把病毒这些问题全搞清楚,还花了点时间,还真是很难。林垚本科是学生物的,你会容易一些。

林垚:其实也没有。专业的病毒学家都很困惑,内部有很多争论,何况我这种半途跑路的科研逃兵。实际上我觉得就像刘老师说的,这一次疫情给各个领域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包括民众对科学家的信任。我刚从美国回来,在过去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政策界、科学界种种争论和前后意见的反复,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近年政治上的极化。

林垚:现在很多人问为什么美国人不信任科学家呢?但是如果你去问,他们会说:“我为什么要信任科学家?去年3月份疫情刚传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说你们不需要戴口罩,因为他们觉得口罩对防这种病毒没有太大用处,等疫苗就好了,或者居家禁足就好了。”如果去翻查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在上一次SARS疫情之后,疾控中心当时有一些说法,认为戴口罩可以防疫情等等。但是在2015年、2016年前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条就被撤下了,也没有给出任何撤下的理由。

但实际上在SARS之后,东亚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因为SARS当时主要在东亚地区流行,他们发现口罩能够有效降低疫情的传播。这也反映出长久以来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家对东亚成果的忽视,觉得不必重视东亚做的东西,没有认线年疫情在中国开始以后,美国很多华裔开始往中国寄口罩,或者他们自己开始囤口罩,却在美国遭到很多种族主义者的攻击。他们一看到戴口罩的,就说“你滚回亚洲去”,诸如此类。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美国疾控中心的人开始说“大家要开始戴口罩了”。但是第一轮说不需要戴口罩的信息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出尔反尔。接下来你说我们要打疫苗,或者我们要居家,诸如此类,我为什么还要相信你?

再加上美国长久以来反科学、反智的情绪,就掀起了一股很强大的反疫苗运动的潮流。所以到2020年底的时候,虽然美国的疫苗已经开始生产了,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打疫苗的人数上不去。地区之间有差别,比如我之前住的康涅狄格州,因为是所谓的深蓝州,比较偏进步派的州,打疫苗的比例就高一些。往保守州走一点就是50%上下,所以美国一直没有办法通过打疫苗达到群体免疫。在错过了窗口之后,也就是错过了德尔塔变体之后,现在的奥密克戎变体,只打两针疫苗已经不够了,要再打加强。

因为疫情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跟现代社会大城市人口聚集有关,病毒的快速传播和变异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挑战。那么,对于这个挑战本身,科学家群体正在很努力地试图理解它、应对它,但是这个需要过程,而且过程中间会犯错误。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不能体谅科学家群体也会犯错误这件事情。

林垚:对,以前各个国家都一样,觉得科学家可以解决问题,是正义、知识的化身,怎么会犯错误呢?所以跟现实一对照,就会让人产生加倍的怀疑情绪。

刘擎:疫情的问题我们可以一直谈下去,但这并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是站在2021年,从对未来看法的角度来看疫情。它不光是疫情的问题,也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以及人对现实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期待,经济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其实,我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几年大家多多少少都对世界有不确定感。一是因为全球化,我们整个生活已经跨越了本地性。当你的生活受到很多变量影响,就会有非常多变动。大家已经处在了不确定当中,疫情到来就加剧了这种感受。

在不确定性当中,有惶恐,还有不满。而且它对人的冲击不是平均地分布在所有不同的人口当中,我们知道在相当多地方,对弱势的群体,比如说经济收入、文化教育程度更低的那些人,它的冲击更大。这时大家就会想这个世界现在的状况。疫情一方面是造成当前状况的一个原因,但它也暴露了疫情没有发生之前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那些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疫情加剧了这些问题,或者说它让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和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2021年会有一种倾向,或说情感,就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的世界。

刘擎:我能想得到的,譬如说元宇宙之所以这么热,一方面是科技公司在推动,有些是出于科技的发展,有些人就是对科学本身着迷,而不管科技会怎么样。当然它也有另外的商业的利益,但它会调动普通人。比如元宇宙不完全是所谓virtual reality,一种VR,但它跟VR特别相关。它建立在VR基础上,而VR以前是游戏族的事情。

现在好多人说:“世界太糟糕了,我想也想不清楚。那么给我一个不同的元宇宙,一个alternative,另类的世界,我在那里面是不是可以过得好一点,能够心想事成,或者大多数时候就待在那里,然后不得已的时候到真实的物理世界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可能是吃顿饭、睡个觉。我获得意义的感受,主要都可以在那个比较自由、比较有创造力的元宇宙当中实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诱惑人的想法。我想,元宇宙之所以不止在科学界、商业界、金融界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还能吸引很多普通人,他们会说“诶?我们是不是有个乌托邦可以逃过去?”是因为这是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林垚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林垚: 我觉得对,就像您说的,当现实让人觉得很失落、困惑的时候,大家希望能有一个逃脱的地方。所以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像动物森友会这种游戏就火了一阵。好像社交隔离了,我们就能在游戏中找到这种连接。但是它到底能不能替代现实中的拥抱,现实中面对面的交谈,我自己是比较困惑的。在科技的问题上,我算是想象力偏保守的一个人,比如互联网,我一直觉得从几十年前互联网兴起,然后社交媒体兴起,每次似乎一开始都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希望,但现实的发展往往走向这些希望的反面。

林垚:嗯。因为科技公司希望从中获利,所以它想通过算法和数据的挖掘了解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把你的数据拿去卖给广告公司。如果科技公司不能赚钱,它为什么要搞社交媒体?为什么要搞元宇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放弃了什么东西?这可能是我觉得大家一直需要不断警醒和思考的东西。

2021年为什么元宇宙这个概念爆火?其实我觉得和脸书在美国面临反垄断的调查有关。因为在拜登竞选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如果拜登当选了,他一定会任命我在耶鲁法学院年轻有为的系友琳娜·汗。她比我早几届毕业,但是她年龄其实比我小很多。她现在30岁出头,已经被拜登任命为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她为什么出名?因为她还是耶鲁法学院学生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论文,她的成名作《亚马逊的垄断悖论》,提出当代因为互联网而新兴的这些公司,从亚马逊这些物流公司到脸书这些科技巨鳄,它们的垄断方式和传统的商业大集团的垄断方式不一样。所以假如她有朝一日步入政坛的话,她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从事反垄断的事业。

所以当拜登当选之后,脸书、亚马逊这些大公司马上就派出了一大堆律师去法庭挑战,要求法院颁布禁止令,禁止拜登任命琳娜·汗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说琳娜·汗有利益冲突,她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论文批评这些公司,上任之后肯定有偏见。所以在面临政治压力、反垄断调查压力的时候,这些科技公司就开始试图先发制人,比如脸书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元宇宙,就可以把资产或者数据全都转移了,到时候调查就是拆分掉它剩下的空壳,而它已经金蝉脱壳了。这时社交媒体的业务也可以慢慢放弃,因为如果能够把元宇宙风潮带起来,挖掘数据、使用算法、跟广告商交接就可以通过另外一套概念进行。到那时候换人再来调查反垄断,又要打个十几年的官司。

林垚:所以我觉得背后有很多很现实的利益算计。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就是扎克伯格——脸书的CEO——漫步在一群坐在椅子上的人中间,他面带得意地走在那儿,坐在那儿的人都戴着VR眼镜,很享受地不知在玩什么游戏,或者在看里面的东西,只有扎克伯格像黑客帝国里面的幕后黑手一样。所以我觉得元宇宙没有善加监管的话,就会成为这样的未来——普通人一举一动的数据都被进一步挖掘走,科技公司再有针对性地投喂给大家这样的精神鸦片。现实中你还是要从元宇宙里醒来的,你还要去上班打工,还要回家躺平,但躺平的时候你也不能休息,因为你必须要进入元宇宙了。

刘擎: 现在对元宇宙有什么定义?有多少定义?是有好多种不同说法的。而且特别是元宇宙狂热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林垚根本不懂元宇宙,他在说的根本不是元宇宙,元宇宙不是以前公司的那种投放,元宇宙是一种崭新的完全自主的虚拟社区。由于区块链,由于分布式计算,由于比特币,由于现在技术的门槛,最后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小的元宇宙社群,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乌托邦,它是能够脱离大公司宰制的,因为这个门槛就越来越低了。这种想象依然在那里。

但是我在想,元宇宙小的时候可能是能够自由地玩的,但大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把你收编进来。因为元宇宙发明的无非是整个社群的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实际上非常需要想象力,需要政治哲学,要构筑一个社区的最底层的有点像宪章一样的东西。如果做得更好,吸引更多的人,那些大的元宇宙社群,可能公司就会贿赂他们、收编他们,最后他们还是很强的。

另外,元宇宙是不是能像互联网刚开始那样,人们会想一种自治的社区,一种真正的民主化商谈的生活到来了?虽然我们看到有一些实现了,但有些社交媒体或平台,其中相当一部分就变成像话语的垃圾场一样,大家对话的质量非常低,根本没有品质,也没有真正交换意见,争吵的、冷漠的都有。将来也可能有这种双面性。当然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新事物,由谁去推动?怎么发展?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还不好说。

有一点限制是需要注意的,刚才林垚讲了,其实这些大公司在这个新生事物上已经有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占据足够优势的位置来操纵和把控这一切。另外,国家也会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和可能性会干预和介入。你把元宇宙就想象成是一个完全自主自治的乌托邦社群,但它里边有很多限制。理想还是可以去想,仍然可以去努力。但是第一,刚才说过整个商业逻辑在那里,公司在技术和市场上有占有率的优势。第二,国家仍然非常强大,你要做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社区,就算是在虚拟世界中,也必定会接受强有力的约束。因为:一、元宇宙也有自己的“肉身”,元宇宙要有物理的基石。它要借助互联网整个infrastructure。无论如何,你要通过互联网,人和人不能靠神秘的心电感应就那么联系了。二、你至少需要电源。这两件事情都要在现实世界当中组织。那么在现实世界当中组织,传统意义上的整个权力政府、法律与行政系统、官僚机制都在这里运行,都要起作用,所以元宇宙的乌托邦可能是一个幻想。但里面实现游戏的那一部分可能不是特别困难的,你可以玩各种各样游戏,但是它能不能成为排解我们现在的焦虑、沮丧、挫折感的另外一个世界,至少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提问:前段时间有位农民工叫陈直,他甚至翻译了海德格尔。这个事情在我们学术界和读书人当中其实引起了不小的讨论,不知道您二位怎么看待这个事,有没有什么想要聊聊的?

刘擎:我们所讲的“工作的异化”是指,工作应该成为劳动,成为我们人生的第一需要,但是我们现在觉得工作是没办法的——当然不是指所有的工作,也不是指大部分工作的所有时刻——但有很多工作和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劳动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工具。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的?有人说在这种异化劳动没有结束之前,闲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闲暇给你开了一个自由领地,拥有自由的时间去开拓自由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状况往往是,工作已经让我们身心疲惫了,下班回来我不是在发展自己的热爱,而是麻醉自己,好比是喝酒、做非常低级的让自己放松的娱乐,比如看好玩的视频,特别是搞笑的,就特别放松。

有人说农民工翻译诗歌这样的事很不正常。其实不是这样,这是很可贵的。他可能没能翻译得特别专业,不一定达到出版的水平。看上去他一个蛮普通的打工人,但他没有放任地挥霍时间,他非常珍惜闲暇时间,要把闲暇时间用作智性的发展,他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非常令人感动。如果他好多时间用去睡觉,与大家开开玩笑,喝酒打牌就把时间浪费过去了,这当然无可厚非。但他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出类拔萃的。

林垚:这个事情让我联想到前两天刚看的电影《雄狮少年》,我强烈推荐没有看到的一定要去看。电影大概讲的是,打工的小孩出于生计,为了家庭,为了帮受工伤的父亲付医疗费,就放弃了自己舞狮的梦想。影片最后给了一个稍微光明一点的结尾,主人公最后还是回来参加了舞狮比赛并拿了冠军。但拿了冠军之后,他实现了梦想也还是要去打工的。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社会保障网络,很多人从网络的缝里面掉下去,挣扎在最基本的生计线上。他其实没有闲暇,没有办法去追求这些梦想。可能在电影里面有,或者媒体偶然间发现了一两个闪光的人物,然后拿来报道。其实这个例外,恰恰证明了常态,对吧?

其实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就算读不了海德格尔,如果你给他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机会,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闲暇,给他更多的出路,他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几年前火过一阵子的“旭日阳刚”,他们也玩乐器、唱歌。所以社会的政策上需要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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