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足球人口严重匮乏人才断层原因就在这里

2011年10月24日,北京地坛小学足球队与来访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少年迪纳摩足球队进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俄罗斯的小球员均为“00后”,而地坛小学则是三、四、五、六年级的混编球队,身高上比俄罗斯小球员至少高出20公分。比赛共进行20分钟,地坛小学以0—15惨败,地坛小学的小球员在20分钟过后已气喘吁吁,基本跑不动了。0—15这一触目惊心的比分,使得这场比赛在网络上被广泛报道,掀起了关于中国足球未来出路的大讨论。5年后,当国足在12强赛前四轮过后战绩仅为1平3负后,又一次掀起了关于中国足球未来出路的大讨论,一切何其相似。

20世纪90年代,经历职业化改革的中国足球焕发出勃勃生机,金牌球市不断出现,高人气球星成批涌现,足球在一夜之间成为名利双收的代名词,广大望子成龙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绿茵场上一球成名。由于渴望自己孩子成为球星的社会需求相当庞大,足球学校这一全新的行业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地迅速普及。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规范,几个人,找块地,建几间房,就可以开始挂牌营业,招生收钱,按照谢晖的说法,足球学校每年收的费用为2万多且不包括吃和住。但由于严重缺乏高水平的教练,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家长、小球员的热情。

足球学校一般采取长期封闭式训练的方式,长期在固定与封闭的环境中训练,小球员们渐渐与社会脱节,一进入社会,这些孩子的认知能力与辨别能力往往不够。以赢利为目的足球学校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到了足球人才的培养体系,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球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当足球界还沉浸在职业化所带来的巨大光环中时,当足球当政者沉迷在世界杯出线的政绩中时,中国足球的根基已摇摇欲坠。

足球改革不断深入,各俱乐部的实力不断壮大,原以各级体校为依托的各级地方专业队已没有生存的空间,各地方体育局属下的专业体校,失去了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动力,这些原本承担着足球人才输送重任的专业体校逐渐萎缩,将足球人才培养完全推向了社会,交给了传说中的俱乐部梯队与市场化的足球学校,原有以政府为主导的青训系统彻底被打破。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全运会,对中国足协、各地方体育局就像一场考试,奥运会上的成绩、全运会上的成绩,就是考试分数,成绩的好坏就是对四年工作最直观的体现。在足协多年政绩工程的指挥棒下,奥运会、全运会的成绩成了对领导、教练、对各省市青少年足球培养从业人员唯一的考核标准,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体系严重畸形。奥运、全运重点年龄段的孩子,能得到更多比赛的锻炼,领导也更为重视;而非奥运、全运重点年龄段的球员则面临无球可踢的尴尬境地。非奥运、全运重点年龄段的小球员为了打上比赛,有的便虚报年龄,以大打小。

而少体校、足校也为假年龄球员现象滋生提供温床,为招生,足校用超龄球员打比赛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吸引家长的眼球;教练为得到更高职位、收益,需要梯队成绩作为保障,怂恿青少年改年龄。

为严查泛滥的年龄造假问题,中国足协对注册的青少年球员进行了骨龄检测,但骨龄检测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孩子发育有早晚之别等因素,双胞胎经骨龄检测,也会出现一个合格另一个不合格的现象。

2011年,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不足7000人,而日本、韩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为60万、50万人,甚至越南都有5万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当时日本有500万足球人口,家长自费送到巴西训练的孩子有5万。在中国青少年球员数量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小球员们每年能参加的比赛数量也相当有限,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需要足够的比赛数量。

早在甲A年代,徐根宝便已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足球人才的培养体系出现了问题,坚守理想的徐根宝此后为中国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默默耕耘着,带着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来到崇明岛,建设了根宝崇明基地。徐根宝投入了全部积蓄800万元,但基地的建设成本远超过预期,基地完工时,总投入为3000万,徐根宝贷款了2300万,每年要还的利息为130万。当时基地内有100多位小球员,徐根宝每年补给每位小球员2万多。

之后,根宝足球基地转型为上海东亚足球俱乐部,走向了市场。而当上海要征战2009全运会时,上海体育局选中了徐根宝的弟子们,以徐根宝弟子们为主的上海队最终顺利夺冠。在如今的中国足坛,张琳芃、武磊、蔡慧康、颜骏凌、姜至鹏等众多球员均是徐根宝的弟子。